疫情以来,受地缘政治恶化等原因,经济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复杂且模糊的情况增多,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格局承受着价格大幅波动的变化。随着我国“十四五”规划以及整个宏观经济发展,加上新经济基建未来趋势的引导,我国的专业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供应链,是一个国家产业活动的输入,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世界制造工厂,中国的大宗商品需要巨量的供应链商品输入。
据统计,我国的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主要集中在农产品、能源、金属矿产品三大类大宗商品中。
首先,关系到中国老百姓生命安全和营养健康的重要大宗商品——农产品+牲畜部分,中国极度强调农产品的自给自足,除了大豆以外,其它农产品自给率都很高。
能源方面,由国家队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洋石油,中国化工等下场负责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的战略安全任务。
在金属矿产资源方面,按照 USGS(美国地质勘探局) 的储量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小金属资源充沛,类似铋,钨,钼,稀土,锑,锗等还算储量丰富,但铜、铝、锌,铁矿石四大金属品种资源并不丰富,需要大量进口,这也是我国企业损失的重灾区,尤以铁矿石为甚。
从以上的统计,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在大宗商品供应链领域存在两大困局。
第一,我国还没有像西方的嘉能可,摩科瑞,托克,维多等公司一样,出现一个横跨大宗商品全领域的公司,而是更多的专注在一个领域。
第二,我国的国家队偏重于对上游油气田,农产品产地和矿山的控制,确保上游的供应,但是缺乏对下游的成千上万家以大宗商品为输入量的中小企业的专业服务能力,使得这些企业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面前,由于缺乏专业的能力,不仅难以判断上游的价格走势,同时也面临缺乏采购话语权的窘境,无力获取稳定的供应来源。
当前,新冠疫情反复,自然灾害频发,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小到空调、冰箱等电子产品价格暴涨,大到制造企业的核心元件被断供,看似无关的新闻背后,其实都是全球供应链控制权的重大变迁。
同时,近几年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已难以仅用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以解释,而表现出明显的金融化特征。
在日渐“金融化”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中,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不仅存在于实体买卖者之间,还掌握在期货交易者手中,大宗商品不只是简单的产能和需求来决定价格,而是已经彻底的金融化了,成为了全球金融巨头的牟利工具。
2022年3月的青山控股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遭遇史诗级逼空,就是近在眼前血淋淋的例子。
当时就有市场传言“某能可逼空青山集团,是镍价飙涨的幕后推手,要夺取青山集团在印尼镍矿的60%股权”。当时被某能可方面予以否认。
但近日,这家总部位于瑞士的企业发布声明,预计将支付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亿元)与美国、英国和巴西三国政府达成和解,以结束这三个国家有关部门对公司此前业务涉及贿赂和市场操纵行为的调查,等于间接承认了多年来在全球多国的行贿及市场操纵行为。
综上,在这样的全球大背景下,对供应链的控制权变得非常重要,不光可以直接决定企业的生死,甚至还可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走势。
因此,中国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供应链定价权。
中国需要出现强有力的供应链管理公司,在上游控制大宗商品原料,在下游可以为国内的贸易商和制造业企业提供专业的供应链管理服务。
同时还要对金融知识和市场走向有深刻的理解,利用金融衍生品控制市场变化风险,给下游加工厂客户提供有价格竞争力的原料商品和服务,通过在全国主要大宗商品现货市场的活跃交易,发现不同地区的价格差异以及不同大宗商品品种间价差,通过对供应链环节的充分把控,进行不同市场间套利,并及时向客户提供所需要的原料产品。
当前,新兴数字化技术的涌现与日益普及,为传统供应链的变革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数字化供应链是将现代数字技术和供应链模式进行结合,通过大数据、自动化、物联网、云计算、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通供应链各个环节中信息交流的壁垒,从而实现“数字驱动”的供应链管理。
相较于传统供应链而言,数字化供应链以客户需求为中心,通过多种渠道实时获取数据,可以实现供应链端到端的可视,更具敏捷与柔性特征;同时数字化供应链可以实现数据获取和利用的最大化,为企业智慧决策提供依据,增强了企业应对不确定风险的能力。
文章来源:基金评价与投资
编辑:瓴犀(微信ID:linkseeks_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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