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一系列鼓励新药研发政策的出台和落地,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在全球医药创新版图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但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出口趋势明显放缓。近日,国家海关总署发布的8月进出口数据显示,今年8月,我国实现医药出口160.51亿元,进口307亿元;1-8月累计实现医药出口307.38亿元,累计比去年同期减少18.3%,1-8月累计实现医药进口2140.08亿元,累计比去年同期增长10.8%。
有证券机构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受到创新药审批政策调整、资本市场、疫情及国内外经济环境对生物医药市场的影响,生物医药企业出海较过去两年,可能迎来一个更为谨慎、甚至增速放缓的阶段,医药出口有所降温,市场也将更加趋于理性。
“2017年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后,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出海’势头快速上升,但是从近两年的药企‘出海’情况中也不难发现,‘出海’的路上存在诸多挑战。如此,在创新药出海方面,如何借助外力减少市场挑战也变得尤为关键。”该分析师说。
过去二十年,中国医药市场凭借医改推进和医保扩容,从只占全球市场的2%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创新药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创新药行业赛道,行业竞争加剧不可避免,靶点扎堆、赛道拥挤、内卷严重的行业乱象随之出现。在经历一波快速发展之后,中国创新药行业遭遇了瓶颈期。
根据《中国药企出海白皮书》,目前中国创新药企受制于研发、商业化与资金三方面压力,陷入困局:
首先,我国以企业、研发机构/学校和政府三方构成的整个研发生态圈尚未发展成熟,在创新药研发所需的资金投入、研究基础、政策支撑方面都尚存较大提升空间。同时,创新药研发与仿制药相比,本身具有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使得新药研发面临来自自身和外界的双重压力。
创新药在商业化上也面临巨大压力。一是基层医疗机构覆盖能力不足,多方原因使创新药基层准入困难;二是医保基金控费收紧和长期进院难的问题,使创新药主要市场准入途径接连受阻;三是企业基于商业生存和发展考虑使药物研发靶点选择集中,产品同质化严重,商业竞争加剧。
另外,为进一步严格规范企业创新,中国医药政策开始收紧,针对依靠license in进行IPO的企业市场态度也发生转变,资本对创新药企的价值期待降低,医药行业的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相继迎来资本寒冬,创新药企难以募集资金,生存愈发困难。
毕马威中国生命科学主管合伙人于子龙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从全球视野来看,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也为医药企业的供应链带来一定的影响。在供应链转移计划影响下,全球价值链将加剧收缩,且全球化产业合作分工体系将面临破坏。在供应链“碎片化”的趋势下,一些高度全球化的生命科学企业不得不面临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区域化调整与布局。
此外,对于具有独创性、占据高端价值供应链的生命科学企业,其供应链核心要素较为复杂。如此也意味着,后续如何应对研发、商业化、资金、供应链等诸多挑战也备受关注。这也要求国产新药在国际化上,需要选择与国际公司达到同等水平的供应商,以便应对来自技术、产品批次稳定性、符合法规的文件以及供应链的挑战。
尽管挑战不断,从长远意义来看,“出海”也是本土药企未来能够在全球药物创新中拥有话语权的关键所在。
面对挑战,精鼎医药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负责人兼亚太区生物技术运营负责人徐维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如何开展临床试验、如何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如何与合作伙伴更好地联动,这三个方面对全球化布局至关重要。药企在“出海”时,尤其是在考虑不同的治疗领域、不同的地域区块时,例如美国、欧洲、亚太等,必须要非常了解每一个临床试验国家的当地机构与当地运营的模式,才能更有效地解决临床试验过程中任何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也要同时协助客户去应对很复杂的融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非常准确地了解该产品本身的开发和后续上市路径。对此,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制定一个最适合的临床试验方案。”徐维君认为,不管是对于监管单位还是企业,尤其是新药“出海”,临床与法规是很重要的挑战。不同的设计决定了一个临床试验的结果,而一个临床试验的结果则决定了产品的走向。
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困境下如何结合自身优势对发展方向进行精准定位,打赢“出海”攻坚战,是当下每一个创新药企应该思考的问题。
Health Advances副总裁郑子川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介绍,中国正在追赶美国和欧洲,最近这几年发展非常快,尤其是在临床阶段新药方面有很好的管线发展,基本上可以达到欧洲的水平。中国现在的药物数量已经达到了1127个,这个数字离欧洲1323个药物数量越来越近,是美国管线药物数量的一半。在现在的情况下,很多中国公司非常希望能够有强大的市场优势,签药物授权和合作协议。
“当中国药企走向国际时,他们需要选择比较合适的合作伙伴,同时也要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竞争环境,比如在美国就要了解小型的科技制药企业的情况。再比如说,在选择适应症方面,如果企业想开发肺癌方面的药物,就要知道这个市场已经非常拥挤了,想去美国进行肺癌方面的药物开发,整个过程肯定是非常缓慢。”郑子川谈道。
截至今年2月22日,成功在国外获批的本土创新药共有5款(不包括新冠疫苗、国外原研授权给国内药企开发的产品)。从目前已成功在国外市场获批上市的本土新药来看,其并非一股脑将目标锁定美国单一市场。事实证明,若适应症并非在美国市场占据绝对竞争优势,采取其他的市场准入战略也不失为产品实现“国际化”发展的良策。
与此同时,根据当地监管、医保、临床等的“规则”,因地制宜地制定注册、准入、推广策略,也是决胜千里的关键因素。
从保障供应链的角度来看,于子龙也提出了六方面的建议:
一是进行供应链采购成本梳理。医药企业应当通过数字化手段对现有供应链总成本进行梳理,明确不同品类的成本结构,并将分析结果作为后续供应链调整和成本优化的判断依据。因此,准确透明的供应链采购支出数据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二是全球采购可行性分析。分析环节通过全球采购可行性研究、潜在品类与海外国家的匹配、试点品类挑选三个步骤,结合准确透明的采购支出数据,帮助医药企业以品类为单位判断海外采购的可行性,并逐步筛选出试点产品/品类。
三是识别潜在供应商。加强跨职能团队协作,通过明确采购需求、供应商筛选以及确定潜在/备选供应商进行有效的供应商寻源、评估等环节,进一步识别具有竞争优势的海外供应商。
四是成立海外采购办公室。海外采购办公室的成立可以高效配合离岸生产模式,帮助医药企业管理全球性的采购支出,进一步优化供应链总成本和响应能力。企业可以围绕流程、组织、位置、法律形式和成本分析五个关键因素成立海外采购办公室。
五是完善供应商库。在上述步骤完成后,可以通过海外采购办公室或第三方继续开发新供应商,并对新供应商进行相应培训,开展持续的供应商管理,以保障医药行业严苛的生产质量规范和采购全流程合规性。
六是加强外包。外包可能涉及分包给临近或另一个国家的制造商。外包到另一个国家的行为通常称为离岸外包(offshoring),通常是基于成本、质量或运营优先级等综合考量后的“自制或外购决策”(Make-or-Buy Decision)的结果。
尽管当前中国创新药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但作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未来中国创新药的崛起是毋庸置疑的。徐维君强调,“这次的大浪淘沙后,我们相信将会逐渐涌现出一批能经历风雨、应对变化、综合实力强劲的优秀企业,带领中国创新药走向新的时代,走向全球市场。”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瓴犀(微信公众号名称:“瓴犀”)